佛洛伊德與美國社會學

最近突然對佛洛伊德有點興趣。
更正確地說,是對社會學到底如何看待他的人與作品感到好奇。
在大學部的社會學理論中,佛洛伊德似乎不像是個會被提及的名字,至少在我還是大學生的時代是如此。但是,在「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課程裡,我還記得呂寶靜老師用的(沒記錯的話是沙亦仁老師編的)教科書中有提到他的嬰兒期性慾學說跟自我的結構理論。至於現在這些學說在人類行為學的地位是如何我就不太清楚了。
所以台灣社會學的課程大綱上,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這一片領域上如果不是空白一片,應該也只有輕描淡寫帶過。(我很可能錯得離譜,不過這是隨性寫來的讀書心得,就不去仔細察看網路可取得的課程大綱了)
從佛洛伊德理論裡自我跟社會這兩個緊密關連概念的重要地位來看,這樣的刻意或不經意的遺漏似乎有點不合理。
在讀Philip Manning這本Freud and American Sociology時好像隱隱約約繞了一圈地回答了這個學術史上的問題:受美國社會學影響很深的台灣社會學對佛洛伊德的認知空窗。

1909年佛洛伊德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造訪新大陸。他在克拉克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並發表一系列演說,主題當然就是他一手創立的精神分析,目的其實可以說跟傳道差不多,企圖在新大陸上吸收更多新的精神分析信眾。我們要注意的是,在世紀初他踏上美國時,佛洛伊德的學說尚未具備後來結構完整的體系,他在學術界跟文化界的知名度跟地位–不論是在歐洲或北美洲–其實跟後來我們對他抱有的「二十世紀學術文化的普羅米修思」印象有相當差距,Manning就指出佛洛伊德的名著「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在1900年出版後十年間(差不多就是從1900到他到美國演講的這段時間)只賣出了幾百本,另一個數據說出版後賣六百本要花六年的時間(B.R. Hergenhah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2nd ed.),Hergenhahn還提到他跟另一位精神分析的先行者Joseph Breuer合寫的「有關歇思底里的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一樣遭到市場跟維也納學術同僚的冷處理,Manning認為美國社會學界從二十世紀初以來對精神分析的漠視不單單只是對外來理論的排外心態作祟而已(對照後來對歐陸理論的狂熱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重點在於受到美國本土的社會環境跟學術傳統的影響,社會學跟心理學對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提出來的見解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可以說在佛洛伊德「西行傳教」前美國的心理學跟社會學–以芝加哥為中心–已經發展出自己一套獨特的學術傳統,但這套傳統–特別是在社會學理論裡–已不知不覺中成為乏人問津的遺跡,我們當然還可以看到承襲這遺跡風格的建築(高夫曼在文化社會學(的syllabus)中仍然有一席之地,不過學生跟教授關愛的眼神或許還是投向結構跟後結構主義),但卻因為身處在一堆現代風格的新建築群裡而失去地貌風景上的意義與存在感。

佛洛伊德的影響有多大(正確地說應該是有多小)Manning用美國社會學家Edward Ross在1901年出版(跟夢的解析差不多同時)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來比較,三十萬本。(其實是引用Louis Menand在The Metaphysical Club裡的數據)除此之外,他還深入的分析了美國主要的心理學跟社會學期刊裡從1900年到二次戰後這段時間裡有關佛洛伊德、社會心理學跟精神分析的論文,從數量上跟內容上來說明精神分析是如何被拿來跟美國本土的社會心理學、心理學及社會學比較跟批判。結論是一直要到50年代後Talcott Parsons跟Philip Rieff才分別從社會系統論跟文化社會學的角度深入引介佛洛伊德學說,其他著作跟論文多半是把佛洛伊德當成美國心理學及社會學的對照組,且貶多於褒。

這一段歷史其實也說明了美國社會科學界的滄海桑田,Ross就是一個相當特出的例子,正是他在社會學及知識份子裡那種世紀初的風光跟此時的被人完全遺忘,讓人不禁對這種知識典範的地殼變動充滿好奇疑惑,試著一下現今的傅柯及德里達在五十年後居然大部分的人文學科的師生都不知道此兩人是何許人也,那會是多麼令現今的人震撼呀。精神分析也經歷了盛衰輪替,目前看來是走向夕陽,但重點是留下了怎樣的智識遺產?

Manning指出美國本土的社會心理學傳統基本上是從威廉詹姆士(他本人出席了佛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學的演講,對他稱讚有加)的實用主義開始,到米德、庫里、派克、布魯姆、高夫曼這些人,後面這一群被統稱為象徵(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他們的思路共同點是認識到自我形成跟個人所屬的社會團體生活息息相關,不論是庫利(C.H. Cooley)的鏡中自我理論還是高夫曼的日常生活的自我表現,自我的形塑一直都跟他身處的團體有關,跟他/她如何用言說、肢體、想像、暗示或明申等各式各樣的溝通行動來建立自我及她者的認同及範疇息息相關,這關連並不是由單方面決定,比方說自我決定他人跟社會或反之,互動論之名正式由此而來。這一點跟佛洛伊德的自我理論有相似之處,但是,正如Manning強調的,美國本土這支傳統自豪之處在於方法論上,他們當時普遍認為精神分析沒有明確的、科學的收集資料、檢證、釐清問題的方法,用病理結果來推衍到一般心理過程的方法也一樣在方法論上的一大缺陷。(這還是在他們對佛洛伊德跟個案之間一些被刻意隱蓋的微妙關係一無所知的情形下對精神分析的質疑)田野調查、參與觀察、溝通分析、甚至是實驗室裡的心理實驗都被認為比精神分析淺意識、解夢等技巧來得優越。

這本書對我最大的幫助是喚醒一些幾乎遺忘的社會學歷史,象徵互動論是屬於我比較少接觸的文化社會學領域,而且他建構的理論脈絡很能夠指出一條清楚但往往已經被遺忘的重要社會學理論發展,從佛洛伊德、米德、庫利的自我到布魯姆、高夫曼的互動結構,再到派深思野心勃勃的全面性社會體系(從自我到系統),後來的建構社會學理論的諸家諸派不是一股腦忘光就是只取某些有利用價值的片斷(哈伯馬斯好像是例外?),在教學上,研究所的社會學基礎理論課程中這些都好像失去列入經典的價值。此外,Manning提醒讀者高夫曼對精神病院的田野觀察與反省(Asylumsㄧ書)在時間上早於傅柯對瘋狂的歷史研究,也同樣對自我形成及訓罰的關連性有精彩入理的分析,但是今時今日提到total institutions的觀念時,十個有九個會想到傅柯,而不是高夫曼,作者或許沒有很明白地表示,但對這種學術傳統的遺忘(遺忘也是佛洛伊德認為心理活動中一個很重要的機制)彷彿在書頁之中傳來一聲小小的嘆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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