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瑞克小小憂鬱

Pyridine問到「為什麼精神分析術語在人文社會學院裡這麼常見？」，我從自己的社會學背景稍微反省一下這個問題。
大ㄧ時心理學是必選修課程之一，那堂課我還記得的部份只剩下俄國行為心理家巴伐洛夫的狗狗流口水實驗，也就是條件制約的學說，印象中也有佛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論，但只被列於眾多心理學理論流派之一，換句話說在心理學本科系（後來我在New School念心理學的朋友也印證這一點）跟社會心理學這門科目中，佛氏的學說地位目前不是主流，也不具多大的影響力。可是如果把檢討範圍放大到所謂人文學科（humanities）的話，在藝術評論、文學批評、歷史、文化研究、精神分析（psychology跟psychoanalysis可以說是不同的學科，雖然在一般印象中常被混淆）、哲學等領域中，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簡直就像是杳渺不散的亡靈。為什麼？
性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我想。
我的想法是:在六十年代美國反叛的學運世代（新左派是另一個稱呼），佛洛伊德關於壓抑、秩序內化、性、西方文明的潛在矛盾等理論被奉為對抗體制的絕佳武器，當年那批人目前正在大學裡人文學科講座上佔主流地位。不過隨著他們年華老去，跟出現新的理論來挑戰他們的學說及權威，他們的影響似乎在退潮中。但是在這種文化氛圍跟知識標準下教育出來的學者可能還要佔據學界一段時間，這是學術體系的時差吧，需要慢慢調整。
雖然壓抑、內化、自我與文明的衝突等理念在佛洛伊德的著作中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性跟死亡似乎是最受注目的概念，比方說Pyridine提到的伊底帕思情結跟閹割恐懼，這是我覺得美國社會對性特別敏感的原因吧，當然這沒有相當科學客觀的根據，只是推測。不過從歷史跟社會現象中應該不乏蛛絲馬跡，六十年代以來興盛的大眾文化裡大量充斥著性與暴力的因素，不論是在文學、電影、電視、商品廣告跟商品本身、搖滾跟其他音樂、繪畫等。基本上這時期的藝術跟文化創作援引佛洛伊德的性跟暴力，衝突跟壓抑等概念，既可以豐富他們的美學靈感，又讓他們找到反叛體制的理論依據（或許更重要的是增加打進主流反叛文化的市場的機會），跟前面提到的新左派互相呼應。更重要的是，新左派把文化研究跟以文化為主戰場的反抗提升到跟政治經濟鬥爭同樣的高度及重要性，這些摻雜著佛式學說的文化活動跟研究他們的學術領域後來就一起進入到美國跟英國高等教育的大學研究機構裡面。於是，八十年代後就有了一個保守化的大社會環境跟激進化的高等教育環境。由於距離、時間跟博士論文的障壁，等到台灣學者把這些理論帶回台灣時，已經是九十年代初期了，可以說發源地的情勢又是另一番變化了。
佛洛伊德主張心理學可以而且應該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的心靈活動，這個主張是正確的，這是他對二十世紀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貢獻，但那不代表他所有的想法跟研究方法都符合科學的嚴謹規範跟禁得住學術與時俱近的考驗。與其說是佛洛伊德惹的禍，不如說是盲目撿取他的概念跟想法的人太不長進了來得正確。至於他們為何盲目，懶惰、自大、傲慢、服從思想權威，我想可以找到的藉口跟理由實在太多了。
那麼佛洛伊德的實際概念難道真的一無可取嗎？在社會學領域裡，至少有一個人比較客觀地應用了他的自我形成跟文明（超我）之間的互動做了一個很經典的研究，伊里雅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化過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用西歐中古、近代、到現代社會對禮儀行為跟人際舉止的規範演變來說明自我的形成跟社會秩序的歷史演進如何關連互動，可以說是用歷史資料來印證佛洛伊德的假說。他的例子至少證明了引用佛洛伊德（他甚至沒有直接點明他的研究跟自我-本我-超我假說的關係，跟某些研究開宗明義就掛佛氏招牌大異其趣）不必一定是「閹割恐懼聽起來很exciting或fancy」這種pop culture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