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的大屠殺與文化史

Robert Darnton 寫了一系列法國十八世紀文化史的著作，當中比較有名的大概就是這本「貓的大屠殺/The Great Cat Massacre」，這樣奇特的書名很容易引起讀者的好奇心，這說明了好書若有個好名字會更加吃香。

達頓採取晚近相當流行的文化史取徑/Cultural History Approach，其關注的焦點放在淹沒於歷史中的人類文化痕跡，舉凡儀式、信仰、思想概念、民間傳說等一般歸諸於文化現象的範疇，都是文化史的專業領域。人類學家在田野調查時，若對接觸到的人事物感到疑惑不解，據說那就是人類學的Eureka Moment，只不過不是找到答案，而是找到真正值得回答的問題。達頓認為歷史學家面對過去的文化現象時也必須抱持這樣一種敏感度，不要從今人習以為常的觀點強加解釋，相反地，要讓奇異的風俗跟陌生的史料不斷地向歷史學家拋出一連串的問號。

在「貓的大屠殺」中，達頓面對文本首先不是提出解釋，而是挑出問題，挑出今人面對古老事物應該有的不解與疑惑。為什麼「十八世紀法國一群印刷工人殺貓」這件事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瞭解這件事必然要先釐清幾個基本的脈絡，首先是時代社會背景（十八世紀的法國），印刷業的興起及工人的生活背景，貓的實質及象徵意義，殺貓跟審判儀式在當時代表了什麼？誠然，抽絲剝繭是史學者的基本功，但文化史取徑對歷史論述的詮釋學性格具有更高度的自覺，正是因為它要處理的文化現象本身牽涉到主客觀角度之間的複雜辯證。我最喜歡的例子是第一章「鄉民說故事/Peasants Tell Tales」。達頓用大家耳熟能詳的小紅帽故事來說明如果不把文化對象（民間故事，童話這個我們習以為常的範疇又是一種後來歷史的產物對先前文化對象的再加工）放到歷史不斷演變的脈絡中會有什麼樣的誤解跟偏見。依從達頓的分析，我看到十九跟二十世紀形成的精神分析學在採用民間故事來作集體濳意識分析的過程中，事實上是在寫一部現代西歐中產階級的文化史，它表達了一種對性、社會（家庭）秩序跟道德規範的焦慮不安。它不是單純地呈現科學事實（雖然這是佛洛依德之後精神分析學的自我標榜），而是書寫歷史的過程，如果我們把它跟達頓用比較方法及民俗誌方法重構的十七、十八世紀民間故事的文化史作對比，前者的社會文化意義似乎就更清楚的浮現。這不代表精神分析學所表述的歷史缺乏客觀條件的基礎，但若不意識到它主觀方面的動機，我們的歷史認識不但是有所不足，甚至是扭曲的。

這類的歷史檢驗通常要求歷史學家對廣泛的社經條件、文化傳統、地理甚至科技水平都要有一定程度的涉入，這當然是受到法國自豪的年鑑學派提倡全面史觀/total history的影響，其中，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也是此學派的一項重要的傳統之一，具代表性的有Marc Bloch的神蹟皇帝/The Royal Touch跟Lucien Febvre的十六世紀的不信問題/The Problem of Unbelief in the 16th Century。它一方面是對物質史不足之處的回應，另一方面是受到社會學家塗爾幹的影響，借用他的集體意識，共享的符號表徵的概念。心態史研究者基本上對不同歷史時代產生或流傳的概念跟想法是怎樣被當時的人理解的這個問題有興趣。仔細想想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研究問題，社會學家對如何客觀有效地調查當代人的意見、想法都不敢說有十分的把握，更何況歷史學家面對的是幾百年前的古人。文字記錄是唯一的管道，也只能透過它去挖掘、重構、比較辯駁，試圖還原文本跟文本背後（或是文本之中，如果我們有限度地接納後現代主義對文本的看法的話）隱藏的思想與對話。達頓舉迪德羅等啟蒙哲學家致力於百科全書的編撰為例，來說明啟蒙哲人藉由文本的建構來傳達世界觀的轉變，經由小紅帽故事說法的演變，我們也看到由直接呈現中世紀弱肉強食的農民生活所面臨的挑戰轉變到用隱喻來傳達性暗示跟道德勸示，心態史不但可以處理知識地圖的轉變，也可以探討情感結構的更迭，但無論如何，文本的保存跟流傳是研究是否得以順遂展開重點，達頓的文化史研究在時間上正是落於印刷已經相當普及、文人作家勢力日益抬頭的啟蒙時代跟法國大革命前夕。

最後文化史也隱約跟社會學中文化轉向/the cultural turn這一傾向相呼應，兩者皆主張文化作為歷史及社會的一個面向具有相對自主性，針對以往功能主義取向的歷史/社會解釋加以駁斥，強調文化不應被視為政治、經濟、物質科技的依變項。它可以說是將由思想史/history of ideas跟文化人類學借取來的主觀文化理論放到了社會史/social history的參考脈絡中，文化在歷史過程中為諸般社會因素所形塑，但同時也扮演決定社會行動可形性跟激發社會變遷的重要角色。